11月10日至2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十次会议（COP30）在巴西贝伦举行。全球聚焦推动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展开多个维度的探讨。其中一个始终绕不开的问题就是钱从何来？

减排资金缺口巨大

全球温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数据显示，中低收入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需在2030年前分别实现至少8%的减排，但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其行动的关键。这些国家不仅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还要承受化石能源转型带来的经济冲击，亟须外部资金支持大型减排项目与适应设施建设。

相关讨论从未停止过。早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然而直到2022年发达国家才履行这一承诺，提供了大约116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但金额远未达到初始目标，且资金内涵界定存在分歧。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表示，发达国家承诺的出资与发展中国家每年的气候投资需求相比差距巨大。

除了最直观的出资金额问题，谈判的核心分歧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出资国范围与责任认定，发达国家是否会淡化历史责任、扩大出资者范围；二是资金性质与透明度，能否确保资金“新的、额外的”，并建立完善的跟踪监督机制；三是分配结构，能否让最脆弱国家优先受益，补齐适应资金缺口。

作为《巴黎协定》要求的升级版资金承诺，集体量化目标（NCQG）应运而生。NCQG旨在通过更明确的目标和创新结构，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持久动力。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各方决议要在发达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基础上设置一个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在去年的COP29上，国际社会就气候融资达成了集体量化目标，设立了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及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为推动资金落实，阿塞拜疆和巴西两届COP主席国推动启动了“巴库至贝伦通向1.3万亿美元路线图”，作为COP29成果的延伸与补充，详细列出在赠款、优惠融资、私人融资、气候投资组合、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建议行动，旨在推动未来十年气候融资增长。

对比原有目标，NCQG的3000亿美元规模实现了增长，但实际筹资挑战依然存在。据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模型测算，当前每年仍有上千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通过三重路径协同填补。

寻求多元化破题路径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公共资金仍是核心支撑。据经合组织报告，2022年，双边公共气候融资为434亿美元。根据现有承诺，到2025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至500亿美元。为达到公共资金900亿美元的目标，2025年至2035年需保持6%的年增长率，届时私营融资将达到200亿美元，两者相加共同实现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承诺。

“整体来看，要补上资金缺口，资金来源必须多元化。”刘锋表示，撬动私人资本、创新融资机制是COP30的关键任务之一。他建议，可推动多边开发银行改革，例如，借鉴亚投行“2025年气候融资占比50%”的目标及超额完成经验，优化多边开发银行的融资模式与审批效率。此外，发展风险缓释工具，通过混合融资、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产品，降低私营资本在新兴市场绿色项目中的投资风险，提升市场参与积极性。

能否激活私营资本被视为关键。大会期间，毕马威与世界经济论坛（WEF）联合发布的白皮书指出，私营资本可精准填补公共资金覆盖不到的中小型减排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等“毛细血管型”需求。该白皮书建议，通过建立需求聚合平台、推动数据标准化、扩大本地货币融资渠道等六大行动，以有效破除风险顾虑、信息不对称等投资障碍。

当然，除了如何获得更多资金、用好现有资金也很重要。为了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用，业内专家建议，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作为历史高排放主体，需承担主要出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因兼顾发展与减排的双重压力，应获得更多援助。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在COP30期间表示，创新融资机制和合作模式是关键，各缔约方需打破地域与机制壁垒，以务实合作推动气候资金落地，尤其需要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的转型需求。

“针对不同地区的气候风险差异，非洲部分地区、小岛屿国家等气候脆弱区域被纳入优先支持范围。”有业内专家强调，这些地区正面临干旱、沙漠化、海平面上升等直接威胁，相关资金将重点用于农业灌溉改善、耐旱作物推广、防护设施建设、生态移民等紧迫性项目，助力其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刘锋建议，在资金形式上，将着力提高赠款占比、降低贷款比例，避免加剧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同时，搭建专项国际机构，统筹资金分配、日常管理与使用监督，通过定期披露机制接受全球监督，确保资金专款专用、高效合规。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