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过年”，我国第二次在春节“留人”
这是新冠疫情以后，我国第二次在春节“留人”。
第一次“留人”是去年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人们被迫留在家中。彼时全国上下一盘棋，党中央总揽全局，各级政府各司其职，迅速克服了群众生活用品、防疫物品等紧缺难题，最大限度调集社会资源、最短时间克服危机、最高效率完成抗疫任务，彰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
本次“留人”是把人留在当地，主要为了防止春节期间人群跨地域大规模流动带来疫情扩散的风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疫情高风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过年，把人员流动降到最低，防止因人员流动导致疫情传播扩散。中风险地区群众原则上就地过年，特殊情况需要出行的，需经属地疫情防控机构批准。低风险地区倡导群众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相比第一次，这次“留人”采用分类施策的办法，强制性弱，也传递出了政策的人性化。
大城市“留人”有优势
因为有去年的经验，所以不管政府还是群众对此都比较淡定，最直接的表现是各大超市里至今没有出现哄抢生活物资的现象。把人留下来，既给当地带来了管理和维稳上的挑战，也留下了可观的生产能力和庞大的消费需求，如何应对挑战，用好契机，考验着各地主政者的智慧。
目前全国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妙招留人，发红包、给补贴等都是常规手段。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说，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电影院、博物馆、书店、商场等文化娱乐餐饮等消费场景众多，有更多好牌可打。例如，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地出台鼓励政策，对驻留职工申请积分落户、积分入学给予加分奖励。这一张极具吸引力的王牌，三四线城市就打不了。
“就地过年”对三四线城市是个打击
“就地过年”对三四线城市意味着什么？大部分三四线城市都是人口净流出地，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赚钱，老幼妇孺在家留守。以往每年春节，返乡的务工人员会带来庞大的集中消费，如置备年货、购买礼品、餐饮娱乐等等，其中最主要的还有返乡置业。据36氪发布的《2018-2019年返乡置业报告》显示，有52.7%的反向务工者有回乡买房的打算，北方部分小城市，春节返乡置业占全年新房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说“春节经济”对于三四线城市的重要性是超出人们想象的。
“就地过年”对三四线城市意味着，年轻的消费主力群体回不来，留在当地的老幼妇孺和少量暂居者，无力扛起“春节经济”的消费热潮。城市的整体需求下降了，但原有的商品供应依然不变，如各大商超的年货礼品已早早备好，这就造成了供需的结构性不平衡。更为严重的是，三四线城市岌岌可危的房产市场将可能失去最后一根稻草，或将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土拍的低迷，土地财政的艰难等等，这些不敢想象，却不可不妨。从长远来看，近几年，接父母来城市过年的“反向团圆”也成为新潮流，经过今年全国大范围“就地过年”的尝试，未来“回乡过年”的传统模式会将出现较大改变，“反向过年”的趋势将加速到来，试想一下，在这种情境下，三四线城市的“春节经济”会走向何处。
三四线城市有更关键的事情要做
不得不说，“就地过年”正在严峻考验三四线城市的综合能力。
可目前看到的是，不管一二线大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依然停留在如何做好群众的生活物资保障，如何满足群众精神娱乐方面的追求，如何营造春节的年味，如何做好回乡人员的按时检测等方面。这些工作固然急迫，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但三四线城市还有更关键的事情要做。
什么是更关键的事？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就地过年”正在冲击原有的“春节经济”模式，三四线城市应该积极组织政研室、外部智库、专家学者等提前研判，这种改变会给本地经济社会造成的多大的近远期影响，并积极谋划应对措施。
我们必须明白，这不仅是一场政治锦标赛，也是一场经济接力赛。相信一定会有一些三四线城市脱颖而出，做出成绩，做出模式。
那么，何妨主动作为，成为这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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