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选年轻干部，“90后”将集中亮相
来源：政事儿
【阅读原文】1月7日，上海市组织部长会议在市委党校召开。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靖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提出，今年上海要大力发现储备和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在全市深入开展“789”年轻干部调研。
所谓“789”年轻干部调研，是指：发现遴选一批以“70后”局级干部、“80后”处级干部、“90后”科级干部等为重点、各方面素质好、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年轻干部，并统筹使用好各年龄段干部。
“选拔年轻干部”，是近几年上海市的一项重点工作。
2013年初，上海发布了当年的市委一号课题：“选拔培养年轻干部”。当时上海组织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在干部选拔上没有一些超常规的手段，上海可能陷入干部断层的危机。”
根据去年《人民日报》公布的数据，2013年至2016年底，上海市共提拔各类年轻干部412人。全市市管干部中年龄在55岁以上的比例，从2013年的50.6%下降到38.1%。
2017年初上海各区政府换届后，产生了4名70后区长。党政班子平均年龄为47.6岁，党委班子比上一届下降2.9岁，政府班子比上一届下降2.7岁。
年轻干部不经历一些难事、大事、复杂事，缺少与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并肩奋斗经历，要真正做到信念坚定就缺乏基础；不经过困难、风险和挑战的考验，没有艰苦工作磨练，肩膀就硬不起来，也就很难在关键时刻勇于负责、敢于担当。
什么样的干部能够破格提拔？如何防止“破格”沦为“出格”？
作者：陈天祥 来源：人民论坛网
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获得破格提拔，在基层一线担任重要职务。这种现象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之所以引发公众的讨论，大多与他们年轻的年龄有关。一些人认为，年龄是干部破格提拔所破之“格”，其实这是对干部破格提拔的误解。
年龄不是干部破格提拔所破之“格”
在我国干部任用的相关规定中，除了《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的“兜底”年龄应年满十八周岁，《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应年满四十五周岁，《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的特殊年龄限制之外，对于其他一般党政干部的任职年龄并没有限制，不存在任职年龄上的资格一说。
也就是说，年龄上的破格提拔问题是不存在的，所谓破格提拔的“格”，实际上主要是指工作履历和任职时间上的“格”。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指明，“晋升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副乡科级职务两年以上”。
破格提拔干部可以突破僵化的人才选拔程序弊端，加强人力资源运用的灵活度，有利于选拔出核心人才，适才适用，让有能力的干部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破格提拔也有一定的弊端，如果干部的基层历练经验不够，获得破格提拔后可能会出现难以胜任新岗位的情况。如果没有严格的条件和程序规范，破格提拔很有可能为用人唯亲创造制度上的便利，“破格”可能演变成“出格”。
如何识别优秀干部？
怎样进行破格提拔？
针对干部破格提拔，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加以规范，一是以刚性条件作为破格提拔的资格限制，二是通过严格的遴选环节框定破格提拔的程序。
破格提拔的刚性资格条件，可以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获得市级、省级、国家级荣誉称号的优秀干部；
专业性较强、单位和部门急需的干部；
具备一定的领导和管理经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高学历的专门人才；
在边远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相对落后等条件艰苦地区工作若干年，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或在某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干部。
破格提拔干部还要有严格的程序限制，首先要逐个甄别候选人，如果能够通过正常的晋升或调任渠道选拔到合适人选，那么就不适合走破格提拔程序。一旦需要采用破格提拔的方式选拔干部，就要通过严格规范的选拔程序进行。
干部破格提拔具有严格的程序限制。但是，尽管有严格的禁止性条款，仍难以阻挡不具备提拔条件的人被破格提拔到重要岗位任职。目前，我国对破格提拔中的“合格”条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即“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
贪腐新套路，“借”字做文章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胡锦武
当前因违规借贷引发的腐败主要表现为：
一是少数党员干部“空手套白狼”，无息或低息借款，再高息放贷敛财，掩盖受贿实质；
二是采取合作投资、委托理财、高息借贷理财等方式受贿，以表面看似合法的民事交易方式实现贿款的转移；
三是将公款当成牟取私利的“本金”，或擅自挪用外借，或权力干预银行放贷，再暗中渔利。
“借条”幌子后的钱权交易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湖南省张家界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程丹峰的判决书。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程丹峰有期徒刑8年。程丹峰为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的女婿。法院审理查明，程丹峰利用其岳父苏荣的影响力，通过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947.6万元，港币10万元。程丹峰“以借款之名、行受贿之实”的做法并非个案，甚至成为一些落马腐败官员逃避法律制裁的“救命稻草”。
“以借为名受贿”本质上仍是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权力变现的方式之一，而通过“借贷”这个名义牟利，是腐败分子以“市场行为”或“民事行为”来掩饰其权钱交易行为的方式，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标本兼治还须厘清权力边界
2017年3月，江西九江市纪委在全市开展了为期7个月的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借贷问题专项治理活动。其治理内容主要包括：
与管理或服务对象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的；
利用在任职地的职务影响，与当地生活、工作和从业人员发生借贷关系的；
为有借贷关系对方当事人违规谋取利益的；
对方逾期难以还款时，利用职务便利收回借贷的；
私自利用财政资金或单位资金违规放贷获取利益的；
纵容、默许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务影响放贷谋利的；
以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或他人名义违规借贷谋利的；
利用银行贷款放贷。
贪腐新套路的背后，实为官商勾结、权力变现等腐败老问题。必须警惕其换马甲、玩花样之后，在破坏经济发展、败坏政治生态等方面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根治公务员违规参与民间借贷行为，必须明确公权力边界，健全民间金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堵塞公权力渗透并介入民间借贷行为的制度漏洞，实现依法控权。必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金融市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真正实现权力规范、阳光、透明、高效运行。
一票否决被滥用，乡镇干部苦不堪言
来源：瞭望
近年来，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一票否决出现了过多滥用的情况。有的地方和部门过度依赖一票否决，否决内容越来越广，否决项目和指标层层加码，例如，将教育科研、环境卫生、物价涨幅、城镇建设、税费征收、招商引资、厕所改造、家畜养殖、报刊征订等，都纳入一票否决范畴，几乎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据媒体披露，有的乡镇与上级有关部门签订的具有一票否决性质的责任状多达20多份，有些地方甚至达到60多份。甚至连重点工程的进度慢了都可能被一票否决。
因一票否决直接关系着干部的职务晋升、评先选优、年度奖金等，因此，其在确保专项任务的实现上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考核管理上简便易行，在对干部的惩戒追责上具有现实的执行力。
但是，也需要防止一票否决过多过滥。沈友军说，尤其需要防止一票否决滥用背后隐藏的“权力扩张”，“有些工作本来都有相应的规章约束，但却喜欢往一票否决上生拉硬拽，以显现本部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一票否决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如果把其当作“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种做法看似省事省力，却往往会事与愿违。
当一票否决过多过滥，对干部的威慑作用以及实际产生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如果抓工作不分主次，什么工作都一票否决，也就等于票票否决。
力戒“神木爱长沙”式的形式主义
作者：王远山来源：光明论坛
近日，部分基层的文件材料、领导讲话、宣传标语大量雷同，抄袭成风，所谓“传递式”发文和写作频频出现。比如今年以来，陕西神木县街头文明宣传标语出现地名“穿越”的情况，开头第一句话竟是“爱国爱家，爱我长沙”。宣传标语的48个字与3年前长沙市发布的文明公约完全相同。
安徽省委巡视组上半年在一个县巡视时，发现县里一些领导干部发言材料雷同。巡视组将25份发言材料通过“关键字”在互联网上逐一搜索，结果有20份能在网上搜到原文，并且相似度都超过90％。其中，有多名干部抄袭了同一份材料，甚至还有干部将别人已经发表的文章拿来，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
当然，一些基层干部也许会感到委屈。例如报道中某位省级机关秘书处负责人说：“我一年来要撰写的文件材料有290多份，平均每个工作日至少有一份”，并且“有些材料要得着急，当天布置当天要，有的要连夜完成，根本没有精力认真组织内容，涉及的文件、材料、领导讲话至少70％是‘照葫芦画瓢’。”
其实，抄袭之风和文山会海，很难说到底是哪个造成了哪个。文山会海、形式主义之风的确助长了抄袭成风，但是抄袭成风，又何尝不是降低了讲话成本、材料质量以及会议门槛，使得文山会海得以轻松实现，形式主义之风愈演愈烈。
抄袭成风不仅助长形式主义，也影响着治理能力的提升。只有力戒抄袭，树立起说自己的话、说真诚的话、说有质量的话的风气，基层遍地“文抄公”的尴尬才能有机会得以消除，类似“神木爱长沙”的笑话才会不再出现。
官场正能量：领导干部为官从政当有“十心”，很经典！
一、要履职尽责，有责任之心
二、要祛除私念，有大爱之心
三、要一视同仁，有公道之心
四、要善于实践，有执著之心
五、要求贤若渴，有爱才之心
六、要扑下身子，有融入之心
七、要人文关爱，有温暖之心
八、要协调配合，有融合之心
九、要纯朴本真，有淡泊之心
十、要保持清醒，有感恩之心
王牌阅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