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期大热的电视剧《县委大院》，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县级工作的复杂和不易。的确，笔者近年的一些调研中，深感于许多想为、有为的县委书记、县长之繁忙，实非我们普通人所想象，各种会议、接待、社会活动、重点工作、检查督促、行政管理、突发情况……使得他们常常是一县工作到最晚的人，常年无休也不足为奇。

“郡县治，天下安”，正是许多勤勉的县域主政者，稳定着这个国家的基本盘。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区域乡村振兴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其中，“县级党委和政府是乡村振兴‘一线指挥部’，县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乡村振兴第一责任人，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乡村振兴工作上”，乡村振兴终于明确了主心骨。
 

在长期的调研中，笔者也深感，乡村振兴的关键，确在县委书记的“振兴”：

其一、县级党委政府是施政的关键枢纽。经过长期基层行政改革，乡、村两级管理主要定位为执行者，好的一面在于基层行政得到较好规范，有利于乡村的休养生息、社会流通；不好的一面在于，财权、人事权、制定和解释法规条例等权限上收，乡、村一线管理缺乏足够抓手，资源少、工作量大、责任重，往往只能确保不出错、不出事，许多工作流于形式。

而资源主要集中在县级党委、政府，由县委书记、县长集中统筹。因此，只有县级党政一把手直接负责，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才能连贯、落实下去。

其二、县级党政工作庞杂，上、下，里、外，发展与稳定，思想与宣传，计划与执行，汇报与被汇报……县委书记的注意力往往是县域工作的“首要生产力”。以往县委书记不对乡村工作直接负责，通常委派给分管副县长，就导致乡村振兴失去关键生产力，效率大打折扣。

其三、我国十分注重对县级党政负责人的培养、选拔、锤炼。尤其在中西部地区，除了行政管理能力，县委书记的眼界、才干、外部社会关系与资源，往往是一县的佼佼者。只有调动他们的能力、资源、创造力，乡村振兴才能不被任务化和“模式化”。

国家、省市再重视，制定再多法规、制度，投入再多资源，没有县委书记、县长的活化、再创造，乡村振兴就难免陷入教条和形式主义。这或许也是多年乡村振兴实施的一大经验教训。

二
近年来，随着我国推行领导干部年轻化，多数地方的县域治理水平都有了较大提升。比如，即便一些偏远地区的山区县，县委书记往往也是优秀大学的博士、硕士，且经过了充分历练，有眼界、有干劲、有想法、思路清晰，令人欣喜甚至敬佩。

但客观来说，目前我国县域主政领导的知识层次、水平、能动性，还存在较大参差。譬如，一些主要从基层缓慢磨炼上来的主政领导，管理能力强，平衡感强，但创新不足，较为保守；一些主政领导，过去重心围绕城镇化、工业化、房地产发展，存在思维和工作惯性，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体系和新方法认知不足；一些年纪较大一些，或者面临退居二线的领导，政治前途明确，比如“等着调到市里担任人大或政协副主席”“升个副厅退休就好”，动能相对欠缺，等等。

因此，明确乡村振兴的新要求，以及县委书记担任一线总指挥、负总责，有利于平衡城乡统筹、乡村振兴工作因人而异的现实矛盾。

宏观上，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许多事物都待重建或正在重建；

中观上，我国县域之间的县情千差万别，更不用说更末端的乡村差异，不像搞城镇化、招商引资、房地产、土地金融一样，有成熟、标准模式可照搬，乡村振兴只能走出自己的路；

微观上，乡村振兴领域尚没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大家都还在摸索。这些，都使得每一个县委书记，客观上都成了乡村振兴工作的探索者、奠基者：一方面，这是挑战，另一面，时代和国家也给予了巨大施展空间，而这样的空间，并不多见。

所以，县委书记作为县域党政思想、发展战略、乡村振兴工作的主心骨，应该自己首先就是个创新者、改革者。

在豫北某县，扎根地方7年之久的县委书记，提出“县域美学”“美学经济”的思路。多年前，他从基层党建美学做起，调动自身资源，邀请哈佛、清华大学等年轻的优秀建筑设计师前往乡村改造、设计美学村委会。

乡村之所以难以振兴，一大症结就在于凝聚力的丧失，使得物理形态分散的乡村人心同样散乱。凝聚乡村的任务，曾经由乡村党支部、村委承担，但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基层治理改革中，村委会往往日益破落。这些走向乡村的年轻设计师们热情高涨，乡土又为他们提供了大展拳脚的空间，他们就将一个个破落的村委改造成既美又实用，既时尚又接地气的“党建综合体”，譬如根据村民需求都设立了健身广场、网红球场、党建书吧、阶梯教室、儿童活动区、AR教室等，成为村民们乐于前往的乡村文化活动中心。此后，政府再将邮政、快递、银行、商业等乡村服务功能汇聚，并在周边发展民宿、游学、电商等基础文旅产业，美学开始在乡村聚集起“美学经济”雏形。

这个县委书记继而进行城乡统筹，将美学经济扩展到特色农产品、旅游、工业、城市建设等，一个“县域美学经济”就得以架构起来。他还长期关注国风潮，几年前敏感地捕捉到汉服经济热潮，结合地方文化特色，抢先发力，将这个不知名的小县打造为“汉服之都”。

凭什么只有大城市美而家乡不美？美学只能在城市展示而不能在乡村生长？他说，其实他要做的“县域美学”，核心在美育，他要让全县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世界级的美育，让他们“野性而高贵”。

当汉服成为全县孩子们的校服，当他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级的美学建筑、展览、活动，当他们变得自信、开阔、大方，这个地方就一定会有好的未来；当年轻人纷纷回乡发展、申请入党，乃至流行在党支部办婚礼，乡村的人才和组织振兴就是自然而然；当乡村党建美学综合体发展到第三代，已无需政府掏一分钱，而全部由村民自发集资建成，还加入农产品展销、旅游接待等商业功能；当普通的农家乐纷纷请来设计师改造，从站在门口抢客80元一晚，到挂在网上卖上千元且生意火爆……这场“县域美学”变革，开始逐渐燎原。
 

村委会里利用阶梯教室高差设计的儿童滑滑梯

 

这些变革，润物细无声，或许并不能像招商引资、重大工程、搞房地产那样快速产生GDP、出政绩，但人的面貌、审美和主观能动的改变，才是最深刻的振兴。

过去数十年来，多数内地县域走的还是承接发达地区、大城市淘汰产能，或者房地产、土地财政依赖之路，GDP也许增长得不错，县城建设也颇为亮眼，但显然，当时面临淘汰的产业依然面临淘汰，而发展收益被集团化，成本却转嫁给了全县百姓：政府债台高筑，生态环境破坏，百姓工资及社会福利发展缓慢，房价、生活成本却节节高升，因而获得感不断下降，人人急功近利，民风不断衰退……摆脱这种野蛮扩张，这个小县的美学实践，走出了一条由内而生的新路径。

这个县委书记是个海归，起点很高，却自己主动要求从省直“下沉”到县域基层一线工作。当初，他也被怀疑打一枪就走，却一干就是八年，县域美学被质疑是花架子、哗众取宠，他却带着那些朴实的本土干部闯出一片新天地……他曾是孤独的，直至这场春风化成雨，“美学经济”开始影响众多县域。他又是遗憾的，受基层“一把手”任期限制，八年之后在不舍中调离。

好在，虽然远离这个县，但他被调到更大的舞台，尽管工作繁忙，他也一直努力在城市建设和产业升级中融入县域经验，“农村包围城市”，以期让这场科技之外增加美学赋能、极具探索意义的“县域美学”变革能够延续。

 

三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浙江西南某山区县，过去因为交通不便，保留了大量山区古村落。十年前，时任县委书记并没有套模板搞搬迁、做大县城，或简单地建旅游村搞“集中爆破”，反而反其道而行，邀请知名设计师深入各个村落，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古建筑改造。

无独有偶，当知识分子重回乡村、重识乡土，同样迸发出巨大能量，许多等着被自然侵占的夯土民居摇身一变成精品民宿、书店、工坊、剧场……一时间获奖无数，瞬间引爆建筑设计行业、媒体和文化学者等外部关注，游客亦纷至沓来。墙外开花墙内香，随之，本地村民和本土力量陆续加入进来，一场古村落保护、开发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这座县城的中心，有一片老街，被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多年前，这位县委书记顶住彼时如日中天的房地产建设压力，将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有赖于他的保护，今天我们进入老街，依然可见百年前的街巷布局和传统民居，居民们依然生活其中，传统的铁匠铺、裁缝店、面馆茶馆、小吃店散发着久违的人间烟火，街上的理发铺剪一个头依然只要5块钱……恍若时光穿梭。同时，本地居民和一些外来艺术家基于这里独特的人文有序地改造、提升，但从政府到居民，都没有想着去搞旅游、商业开发讨好外来游客，因而呈现出一种“世内桃源”的稀缺属性。

这种不搞大拆大建，不集中开发搞旅游村、样板村，反而在关键点位撒胡椒面式的布局，被建筑设计行业誉为“针灸式建筑脉络”。当一栋栋古民居改造完成，散落在茂密的大山中，璀璨如繁星闪烁，政府再通过交通、旅游规划，将这些亮点之间串连起来，最终整合形成全域旅游格局。这种由点到线到面的保护式建设，不仅为县域经济、人文、环境和谐发展找到一条可持续之路，也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保存了一座宝库。
 

生活着的山间古村落

 

可惜，这位县委书记同样在任期届满后调离，加之疫情所困，政府转而急于变现。这场曾经引发各地政府参观学习、建筑师艺术家广泛赞誉、媒体广泛关注和社会好评的全域旅游变革难再升级。

闽北某山区县，地处国家级传统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同样保留了大量传统夯土建筑古村落，其中，光“中国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就有30多个。原本，这些古村落、老建筑要耗费政府大量资金去维护，且由于远离大城市，点位分散，很难搞旅游开发，看起来完全是政府财政的“累赘”。

对农民来说也是如此，似乎只有远离故土、走出大山才有出路。但走不了的贫困户、“386199部队”，搬不走的这些老房子呢？

尽管新能源电池、汽车逐渐成为地区产业亮点，跟随发展就很好，但当地始终将乡村保护与振兴列为核心工作。2014年，县委县政府正式将保护传统村落定为县域重点工作，并决心将传统村落保护、扶贫攻坚、乡村建设整合，走古村特色文创之路。

特色文创的第一步，是建立自信与保护规范。他们成立古村文创产业指挥部，联合专家编制整体规划和“一村一品”规划，杜绝大拆大建、旅游景区式开发，确保文创的“文”字在先；

第二步，“引进高人”。所谓“高人”，并不看名气，而在于认同和契合度，结果，一大批热爱乡土的艺术家来到这里，他们被打动，继而全身心投入，还带动相关资源。他们各自“认领”一些村落，在保护、改造建筑的同时，发起“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电影家”等社会改造活动，将群众动员、文化传承与保护、文旅开发深度结合，从环境到审美，从人心到群众运动，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第三步，“引进新人”。大量城市艺术家、导演、文化工作者、设计师、新中产被这里纯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生活氛围打动，他们来到这里，租赁这些古民居，加以适当改造，开设画室、舞蹈室、电影实验室、民宿，甚至设立远程办公室；地方政府还创造性地为他们颁发居住证，保障他们的权益，赋予他们同等的医保、社保等公共待遇；一些新村民还将家人孩子接过去，为了解决孩子的在地化教育，他们自发组织起停办多年的乡村小学，义务担任老师……
 

古村之春

 

第四步，“引回村人”。外出谋生、打工的本地人，通过媒体报道、网络、朋友圈看到家乡的变化，往往惊讶得合不拢嘴。一些农民自学成才成为乡土画家，许多外出打工者毅然返乡，开餐馆、民宿、画廊、烧酒工坊，搞生态种植、电商，或者开滴滴、搞客运、做工匠就地就业……在家门口也可以有“诗和远方”。

虽然，这些事情都不太能为政府贡献大量税收、GDP、形象工程，但这不是振兴又是什么？

我们需要反思，老百姓需要的到底是怎样的振兴？它跟主政者想要的“振兴”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它们并不能形成漂亮的数字、政绩，还要不要搞？

所幸，八年来，这个山区小县始终坚守着古村文创之路，也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肯定与持续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些理念和做法，已经在老百姓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这条自信、自立的乡土振兴之路，一定可以长久地走下去。

四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

秦岭大山中的一个小县，距离西安五个多小时车程，人口仅有4万多一点。他们缺乏农业用地，由于水源保护也无法发展工业，一年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万元。他们要人缺人，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今年，却毅然从7000万元财政收入中拿出1000万元，邀请某家不算特别有名的建筑设计公司，请他们给全县200名村民做民宿改造设计。

这是因为，县里主政领导深知，除了文旅，全县没有其他产业出路，十年磨一剑，这场全域乡村文旅振兴，已经到了“群众运动”的关键阶段。其中关键，又在于发动、组织农民将杂乱无章的自建房、农家乐升级改造、提升为符合市场需求的精品民宿，从而将全域旅游推向全民共建。

此前的县委书记，扎根地方十年，核心抓一件事，就是扶贫合作社集体经济。他将扶贫、集体经济和自然环境、文化结合，建立起文旅兴县的路径和基础，积累起较强的流量，引爆了县域文旅产业。

去年，新任县委书记上任，可贵的是，他完全认同，并坚定地走老书记奠定的道路，并将升级运营管理、市场化作为核心工作，继而提出“四个一百”计划：发展100家精品民宿、升级改造100家农家乐、培训100名专业管家，带动100名返乡青年创业。

一个好的县委书记，往往还是一个好的产品经理。别看这“四个一百”就算加起来也不过400，一点也不“气魄”，但对这样一个4万人的小县来说，却是最具针对性、最实用有效的产业提升。所以他才要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拿出县里1/7的收入请一家不算特别知名却善于走群众路线的建筑设计公司，所以他投入巨大资源建设民宿学院培训农民，帮助他们提升市场运营和管理水平，所以他大力建设“两山银行”平台公司为村民和外来企业提供100-300万元的贷款实际支持，所以他集中推广资源塑造“大秦岭的小日子”……这些动作，也许并不那么显“政绩”，却是实事求是、踏实有效的。

大山中的农民民宿。供图/陈长春

 

今天，秦岭大山中的一间精品民宿能卖出3000多元还需早早预定，一户户不愿背井离乡、坚守下来的农民终于可以自主创业，一位位被劳动市场淘汰的四五十岁的家庭主妇也可以升级为民宿管家，大大方方地接待大城市的客人……这些，并非什么重大建设项目，也难以登上社会热点新闻，却都是可持续造福一方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并不写在面上。

事实证明，小有小的好处，大山深处的两任县委书记，同心协力，一业突破，数十年一点一点地加分，将这个远离大城市、缺乏知名景区和知名度、毫无存在感的偏远小县，打造为一个冉冉升起的区域性全域文旅强县。

这个例子，还有一个值得强调的点，就是两任县委书记的同心同力，这在当前的中国县域治理中并不常见。更通常是，前任县委书记长期积累，正待出成绩时任期届满；而继任者倾向另起炉灶，即便明面上不反对，实际管理、执行中也将逐渐区隔；碰上开明的继任者还好，碰上想法迥异的继任者，前期成果势必荡然无存。

一朝“天子”一朝臣，下级官员、下游供应商、各种社会资源、基层执行者更严重受困，比如，上一任的重点项目在下一任手上就悄无声息甚至烂尾，上一批优秀合作商转眼就成为讨债者，劳民伤财，还沟通无门……如此周而复始，同一片土地、同一群官员、同一方百姓，翻来覆去地被建设、被教育、被振兴，远甚于看得见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也是广泛存在、隐性又严峻的重复建设！

县域发展和乡村振兴，不像城市建设引进几个大企业、搞起一两个产业、建一些高楼那样可以立竿见影，而需要长期的群众组织和动员工作，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缓慢的积累才能出结果。如果大家永远在探索新方向，乃至互相抵消，就导致永远不会有好方向。

千百年来，县域主政者作为一方父母官，和中国政治的“枢纽”，其重要性远甚于一般干部。我们的县域治理体制、干部管理也还有优化空间。

抛砖引玉——比如在完善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可以给予一部分创新和改革者一定的选择空间，任期届满后，允许他们在给出明确和合理理由下顺延，以助力创新和改革的深入；

比如，在完善组织体系，职称、待遇的基础上，以及尊重个人意志的基础上，像培养职业CEO一样培养一批“专业”的优秀县委书记，而非缺乏导向性的升迁；

同时，完善法制和上级监督，确保县域发展政策延续，确保正确的事情、集体决策不因人员调动、个体意志而任意中止；

在改革、创新的同时，持续倡导实事求是、开阔胸怀、包容融合的执政观，引导县域治理合理传承、延续，而反对过于主观甚至个人喜好的思想、路线上的“大拆大建”……
 

供图/陈长春

 

乡村兴则国家兴，在乡村振兴工作的县域“整合”上，国家已迈出了实质性一大步，接下来还在“深入”和“延续”上做更多工作。路漫漫其修远，尚需大家上下而求索。

 

（本文转载自“秦朔朋友圈”公众号，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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