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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年薪风波:“公益人须清贫”的道德桎梏,是时候打破了

时间:2026-01-22来源:未知 作者:acebm 点击:

编者按:

新东方的一纸150万年薪聘书,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陈行甲辞官公益的第十个年头,再次激起了社会关于公益与薪酬的舆论漩涡。

2026年1月20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一则通告引爆网络:聘请知名公益人陈行甲担任新东方教育、东方甄选、新东方文旅三大板块总顾问,年薪150万元人民币。

这条新闻,距陈行甲因在自家基金会领取73万年薪引发争议仅数日之隔,也距他以一篇《再见,我的巴东》告别官场整整十年。

这场由“年薪”引发的舆论马拉松,表面看是对一个公众人物个人选择的争议,深层却是社会对“公益人”道德形象的集体无意识审查。

01.辞官十年与舆论十年

2016年12月,时任湖北巴东县委书记的陈行甲辞去公职,转身投入公益事业。从“网红书记”到公益人,十年间,陈行甲的角色早已转换,但公众对他的期待似乎还停留在“无私奉献”的旧叙事里。

他创立的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大病救助、青少年心理健康等公益项目。然而,当基金会2024年年报显示陈行甲税前总收入约73万元时,舆论哗然。

公众的质疑声此起彼伏:“公益人怎么可以拿高薪?”尽管基金会回应称财务支出均经过审计,民政部门核实后也未发现问题。

这种反应,正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矛盾:社会一方面期待专业高效的公益服务,另一方面却不愿为专业人才支付市场化薪酬。

02.薪酬争议背后的认知错位

陈行甲的年薪争议,源于公众对公益行业根深蒂固的“道德洁癖”。长期以来,慈善被等同于“无私奉献”,公益人被期待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

然而,现代公益早已不是简单的“施与受”,而是一个需要复合型专业能力的社会系统工程。要系统解决“因病致贫”等复杂社会问题,需要吸引顶尖人才进入公益领域。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可以从捐赠资金中划拨一定比例作为管理运行费,以保障项目的顺利运行。

实际上,陈行甲的年薪并非个例。国际公益机构的平均管理费用约占募款总额的20%左右。专业化的公益需要专业的人才,而留住人才需要合理的薪酬体系。

03.新东方聘书:终结还是新一轮争议?

新东方的聘任,无疑是市场对陈行甲个人价值的认可。俞敏洪不仅聘请陈行甲,还宣布加入恒晖基金会,新东方每年将为该基金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善款。

这场合作被外界视为“双向奔赴”——陈行甲将公益理念注入教育与文旅场景,俞敏洪则携新东方资源支持公益事业。

然而,这张150万元的聘书,真的能为“年薪风波”画上句号吗?恐怕不会。可以预见,一部分舆论仍会质疑:公益人“兼职”获取市场报酬是否合适?

但这种质疑本身是逻辑错位的。陈行甲早已辞去公职十年,他首先是社会人,其次才是公益人。社会人有通过合法劳动获取报酬、维持生活的权利。

要求公益人“扎起脖子当圣人”,本质上是将道德绑架视为理所当然。

04.辞官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困境

陈行甲的处境,折射出一代辞官转型者的普遍困境。体制内人才济济,辞官群体也不乏优秀个体,但他们从“体制内”到“社会人”的身份转换,往往伴随着公众期待的落差。

一位从县级市委书记辞职的王同志曾描述,他辞职后“从从来不求人,变成天天求人办事”。另一位从豫南某县长岗位辞职的孙同志表示,在体量庞大的公司里,他感觉自己“更像是一颗螺丝钉”。

社会对辞官群体的期待往往是矛盾的:既希望他们利用体制内经验服务社会,又不愿接受他们作为社会人需要面对的市场规则和生存压力。

这种矛盾心理,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对人才流动和价值实现的认知局限。健康的社会应该包容多元的职业选择,尊重个体通过合法劳动实现自我价值。

05.公益创新:“智库+公益”的王牌实践

作为长期关注公益创新的智库人,我所在的王牌智库深度赋能3A级公益组织——深圳市创业公社壹号创业服务中心(简称KS1),联合发起成立“王牌智库KS1公益研究院”。我们始终聚焦“智库+公益”跨界赋能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专业智库力量激活公益生态新动能,树立起该领域极具示范意义的实践标杆。

我们认为,现代公益不能仅停留在“救苦救难”的1.0阶段,而应进入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的2.0时代。公益组织可以通过专业工作,成为推动制度完善的“建设性力量”。

陈行甲的公益实践,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他选择在广东河源以儿童白血病为试点,试图为当地所有患病孩子都兜底治疗。他们做的,不只是付医药费,而是更往前走了一步——探索系统性解决方案。

这种探索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跨界合作。新东方与陈行甲的合作,正是教育、公益与商业深度融合的新探索。

06.陈行甲品牌:如何行稳致远?

陈行甲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品牌,已经超越了个人范畴,成为一类辞官公益人的符号。这个品牌要行稳致远,需要不断赋予新的内涵。

首先,保持透明度。公益组织的生命力在于公信力,而公信力建立在透明运作的基础上。陈行甲基金会的财务公开回应质疑,正是透明度的体现。

其次,提升专业性。公益不是靠热情就能做好的,需要专业的方法和持续的学习。陈行甲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的背景,为他提供了专业基础。

第三,拓展创新性。公益需要不断创新方法、模式和合作机制。陈行甲与新东方的合作,正是公益创新的尝试。

最后,保持定力。面对舆论风波,陈行甲表现出难得的坦然,他曾表示:“不怕别人说我出风头……我内心先自洽了。”这种内在定力,是公益人面对外界质疑时最重要的心理资源。

07.理解与包容:超越“黑粉”与“圣人”的二元对立

谁来理解和包容陈行甲行走世界的烦恼?那些看不惯陈行甲的“黑粉”,真的代表“邪恶”吗?恐怕不能简单地将这场争议定义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社会观念的转变需要过程。部分公众对公益人薪酬的质疑,源于对慈善的朴素认知和对“公益等于无私奉献”的习惯性理解。

这种观念需要引导而非对抗。陈行甲可以通过持续透明的公益实践,展示专业公益的价值;通过开放对话,增进公众对现代公益的理解。

实际上,陈行甲的生活颇为简朴。一名接近他的人士透露,陈行甲夫妇在深圳一直租房居住,平时出行甚至没有私家车。他将2023年所获“爱心奖”的18万美元奖金全数捐出,用于公益事业。

这些事实与公众想象中“赚高薪”的公益人形象相去甚远。信息的透明和沟通的加强,是化解误解的最好方式。

结语

十年前辞官时,陈行甲或许没想到,十年后自己会因“年薪”问题两度成为舆论焦点。从“网红书记”到公益人,他的转型之路充满挑战。

新东方的150万年薪聘书,与其说是争议的终结,不如说是社会对公益人价值认知的一次校准。市场已经用价格肯定了陈行甲的价值,而社会观念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适应这种变化。

公益的路上,不需要“扎起脖子当圣人”的苦行僧,需要的是专业、透明、高效的实践者。陈行甲和“陈行甲们”的探索,正是在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现代化破局开路。

这条路不会平坦,但值得走下去。

 

(上官同君 系王牌智库首席专家、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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