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小木耳办成了大产业”……产业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地方考察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不少贫困地区把发展扶贫产业作为重点工作，一些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这既是对党中央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也体现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如何让产业扶贫更有生命力？本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飞舟。

产业扶贫让贫困户能站起身、迈开步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为什么产业扶贫如此重要？

周飞舟：党中央提出解决“怎么扶”问题，要因地制宜实施好“五个一批”工程，就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其中发展生产是重点。易地搬迁、兜底保障，都是直接的方式，靠的是政府，而产业扶贫，钱是贫困户自己靠劳动来挣的。“扶贫”这个词非常形象：一个人，站不起来，就扶他站起来；走不好路，就扶他走好。“扶”是帮助的意思，不是别人代替他走，他还是要站起来、自己走。很多贫困的家庭没有能力自己站起来，但不等于扶他站起来之后自己不能走，有时候站起来走不了是因为前面没有路。所以脱贫攻坚特别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铺好路，扶助贫困户站起来，让贫困户自己走下去。这条路就是发展乡村产业。

但产业扶贫绝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意义，它还能让一个人从精神上有真正做人的独立感和价值感。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有劳动能力，却没事可干、整天靠救济过日子，他的精神状态会是什么样子？扶贫扶志，扶的是志向，产业扶贫也是扶志的一种重要方式。能够靠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这对于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精神气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农村产业的特殊性体现为多样、分散、灵活

记者：过去几年，您每年都会去贫困地区进行脱贫攻坚相关工作的田野调查，根据您的观察，发展产业扶贫应注意什么？如何避免短期化、简单化的情况出现？

周飞舟：乡村产业包括的范围很广，一般的说法叫“种养加服”，就是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服务业里有商业、旅游业、建筑业等，这些都是广义的乡村产业。

产业扶贫是扶贫工作中的一个难点。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想把特色产业发展好，资本、技术、市场，一个都不能少。最近两年的调查研究中，我发现很多农村贫困地区即使有了资本、技术和市场，还是会遇到一些特别的问题。农村产业和城市产业相比，有其特殊性。我用三个词来概括：多样、分散、灵活。

农村由于更加亲近自然，所以它的复杂性表现为多样性，表现为各种东西的非标准化。比如种植业，种小麦、玉米还是草莓，做法是不一样的。乡村产业其实扎根在很复杂的系统上，这个系统和当地的自然气候、地形地貌、农民的传统、当地优势产业等因素密不可分。产业扶贫的关键点在于要分析贫困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现状、市场空间、环境容量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选好产业、确定发展模式，从而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此外，由于农村产业受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很多小规模的发展模式反而会很有生机。因此整个扶贫产业生产和销售经营的过程要非常灵活，需要不断进行动态调整。这些都是农业生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我们必须对其有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才能避免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等短期化、简单化情况。

记者：发展扶贫产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而脱贫时间紧、任务重，“长与短”的矛盾如何解决？

周飞舟：产业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规划先行，注重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不仅要功在当下，更要利在长远，不能有半点急于求成的思想，否则，产业就搞不起来，即使勉强落了地，也是昙花一现。并不因为是扶贫项目，市场就会格外施恩、垂青，违背市场规律，盲目扩张，产品市场需求饱和、滞销、价格下跌，都易导致扶贫项目陷入亏损的泥淖之中。

今年是决战决胜之年，尤其要避免为了完成脱贫任务而着急上马产业。农业生产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大部分长效产业在受益前都会有一段困难时期，比如我们说“桃三杏四”，种杏树要4年之后才能有收入。所以发展扶贫产业应当注重“长短结合”，既要发展长线的产业，又要注意短期的兜底保障，在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期给予贫困户过渡性政策扶持。

产业组织形式要因地、因时、因产业制宜

记者：整体而言，因为观念、技术、市场、资金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分散的贫困户一般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根据您的调研观察，有哪些比较好的产业组织形式，能够让贫困户更好地嵌入产业链中？

周飞舟：产业组织形式是非常多元的，各地都在探索，最重要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产业类型制宜。

2018年我去了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当时那里在发展香菇产业，这个产业是整个阜平县的产业工程。在全县普及香菇种植，做到质量有保证，数量供应稳定，需要有一套组织化的体系。这个组织化的体系被概括为“六统一分”，所谓“分”就是分户经营，农民把大棚包下来自己种香菇，此外香菇生产所需的条件都是政府和龙头企业组织统一来做，香菇的技术、品牌、销售都是统一管理。全县划分了四五十个香菇种植园，每个园区有管理员、技术员、冷库，提供统一服务。一个园区大概有40到50个大棚，分包给贫困户。他们有一个词叫“蜂巢化劳动”，一个大棚像一个蜂巢一样，这些蜂巢所组成的整体由政府和企业来管理，但是每个蜂巢内的劳动是由农民来做。

如果一个大棚里有两万个菌棒，这两万个菌棒出香菇的时候会一起往外冒出来，摘的时候要花很长时间，摘得晚就老了，摘得早又没有成熟。所以这种产业的突出问题是它对劳动力的需求有一个复杂的峰值，在注水、疏蕾以及摘菇的三段时间最忙。香菇的质量和价格差别很大，就与采摘时间有关系，及时采摘就需要及时雇人。集中雇人这项工作主要由农户来做，因为政府和龙头企业临时是雇不到人的。那么农户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可以说是“各显神通”——村里的、邻村的，谁家没有种香菇，或者谁家种的香菇这几天没有出菇的，打电话就可以叫来帮忙。所以，扶贫产业中有很多问题是靠农村的社会关系来解决的。

农村产业的经营模式非常复杂，越往上的部分越是由政府或企业来主导。下面是农户分散经营，政府给一些补贴、补助和奖励，中间的部分有一定的合作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我看来，这种“统分结合”的产业组织形式很适合中国国情。“统分结合”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统”要解决农民自己解决不了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的问题；“分”是由农民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这正是我们农村产业发展所普遍面对的问题。

记者：您曾提出，农村的人才和产业发展互为因果。如何通过产业扶贫提升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

周飞舟：做好产业扶贫必须要解决农村地区人才不足的问题。人才是打好产业扶贫战的关键所在。我在调研中发现，在很多地方，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最近几年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里短缺包括劳动力不够、劳动力劳动能力有限、积极性不高等，已成为制约农村产业发展甚至下一步乡村振兴的瓶颈问题。

要想做好扶贫产业，需为贫困户找准产业扶贫“带头人”，让有情怀、有能力的产业人才带着贫困户共同发展。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加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公共服务的同时，积极落实各项优惠政策，通过吸引外出人才返乡创业、鼓励本土人才创新等措施，让各类人才在产业扶贫的战场上大显身手，用人才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产业扶贫项目向规范化、长效化发展。

此外，产业扶贫关键是要带着贫困户干，提高贫困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激发他们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以我观察来看，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抓典型树榜样，通过贫困户本村本乡的亲朋好友和邻居的成功案例，带动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

产业扶贫要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记者：脱贫攻坚工作要切实防止形式主义。您认为产业扶贫中形式主义有哪些表现形式？如何杜绝这些问题？

周飞舟：产业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有的地方在引进扶贫产业前不做调研，罔顾实际，盲目跟风，导致所发展的产业“水土不服”，难以落地生根；有的地方满足将预期收益当作扶贫成效，果苗种下去、牲口刚养上，就开始宣传扶贫收益，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有的把扶贫产业当作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热衷于“堆盆景”“造声势”，至于效果如何全然不顾；有的为了让扶贫产业有看点，热心于在公路两侧发展诸如花卉、苗木、食用菌等产业，但对土壤条件是否合适、贫困群众是否愿意不闻不问……尤其是当前决战决胜之际，扶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一些干部出现了急躁的心态，扶贫走形式和“数字扶贫”的现象也随之出现，这些问题严重影响脱贫攻坚工作顺利推进。

解决这些问题，既要从党员干部的思想根源上下功夫，激发他们为脱贫攻坚拼搏奋斗的内在动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明辨扶贫产业的目的是扶贫，是要让贫困群众满意，而不是做给上级领导看；也要从制度机制上下功夫，厘清权责关系，主管部门要履责到位，防止层层“甩包袱”，把“谁主管谁负责”落到实处，要让职能部门结合实际做好工作，避免“认认真真搞形式，轰轰烈烈走过场”；还要从监督检查上下功夫，在检查基层扶贫工作中重实绩而不重痕迹。.

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扶贫道路

记者：脱贫攻坚的下一步就是乡村振兴，能否请您谈谈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效衔接？

周飞舟：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产业发展不好就谈不上乡村振兴。很多人持一个比较简单的进化论观点，觉得村庄将来都会变空、变没。因为城镇化后，大家都会到城市里。这是过于简单化的想法，中国不能没有农村，我们吃的、穿的原材料等很多东西都是农业生产的。城市再发达也要有农村，只不过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样的农村和以前的农村有什么差别？在我看来农村发展一定是产业带动的，或者叫“产业带体系”的带动。这些种植业、养殖业、副业、加工业、旅游业和服务业其实会形成一些产业的体系，比如刚才讲的香菇，就会形成在村庄中分布的产业带。

乡村产业发展起来需要有人，产业和人的关系是我们谈乡村振兴时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有了产业才能留住人，有了人产业才能发展好。留住人有两个条件：一是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二是把产业发展好。公共服务好，产业发展，人气旺盛，自然就乡村振兴了。

记者：乡村产业振兴，需要人才和劳动力。人才和劳动力从哪里来？地方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什么？

周飞舟：目前为止我们的优势，大部分都是政府做的工作，政府在基础设施如路、水、电、网方面，公共服务如农村基本的医疗、义务教育和农民住房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路修好了，有大量农民外出务工，提高了人口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同时路、水、电、网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了，就会有返乡人才愿意回来，愿意在农村发展产业，农村产业也就能发展起来了。这种相互促进的收获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这就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不应当是哪儿能赚钱就往哪儿投。我们说“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脱贫攻坚工作要求不遗漏一个贫困村、一个贫困户，看似是一个把公平放在效率前的做法，其实也极大促进了效率。

总之在这几十年脱贫攻坚的探索中，我们开创了很多特别新的、以前没有的脱贫的做法和模式。包括我们所说的驻村帮扶制度，帮扶干部给村里带来新的想法、观念，也带来钱和技术，让各种要素流动起来，把政府和乡村社会联系起来，这也是一种中国独创的扶贫工作模式。所以说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是一点都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