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自由进出的疑惑逐步明朗，这将有利于外资流入的增长。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发表主旨演讲时称：“我们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利润留在境内投资，如果把新增的利润在中国进行再投资，一定会创造更加丰厚的利润。当然我也向大家保证，所有外资企业的利润只要在中国取得的，完全可以按照你们的意愿自由进出，不会有任何限制。”

　　数名服务企业做跨境投资的律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早在李克强的发言之前，约束资金自由进出的门槛就已经开始逐步降低。这背后的数据是，至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回升。

　　除了外储上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以及发电量、货运量、企业新订单的明显增加都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正不断积聚，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果正在逐步显现。李克强当天还透露，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二季度保持了一季度继续向好的态势。

　　外汇兑换额度“松动”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1~5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的312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345.9亿美元，同比下降53%。5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82.2亿美元，同比下降38.8%。

　　从数据上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似乎有所下滑，与去年火爆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联合国贸发组织提供给第一财经的数据显示，中国2016年对外投资飙升44%，达到1830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比吸引外资多36%。中国还一跃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投资额是排名第二位的3倍。

　　李克强有关外资利润自由进出的澄清，其实是针对之前中国在应对外储过快减少时期，加强对“走出去”企业审核的一些针对外资资金进出中国的网络传言。

　　从数据上看，2014年6月中国的外储达到顶峰，此后开始下降。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减少了5126.56亿美元。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连续数月下降，2017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才结束了长达7个月的连续下降。

　　事实上，根据多位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背景是，不论是对于那些有意走出去投资的企业，还是试图将资金用各种方式转移出去的企业（包含外资企业在内）而言，监管威慑力最大的部分是外汇兑换。

　　去年12月初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连续发布通告，监管层已密切关注到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

　　事实上，中国企业具相当规模的海外投资，一般需要经过上述四部门的三道门槛：备案与核准、项目可行性（俗称“路条”）、银行换汇额度，但项目最后是否能够出海的核心，都落在能否获批相应的外汇额度上。

　　上述律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去年四五月份开始，每个月都有一定的外汇兑换额度约束，这是不成文的规定。

　　而现在，他们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样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司司长詹晓宁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中国吸收外资的政策环境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过渡期。一是从传统外资管理体制向新的基于负面清单的开放型外资管理体制的过渡；二是从以优惠政策为主向投资便利化为主的过渡。中国投资环境的总的方向是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化。

　　他表示，《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和限制类产业不断减少，服务业以及原来对外资有所限制的一些制造行业加大了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同时，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便利化。负面清单之外的外资企业的设立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内外资企业统一注册资本制度以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举措，都进一步改善了外资环境。这些都有利于外资流入的增长。

　　面对未来，詹晓宁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中国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随着“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中国对外投资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

　　具体来说，在未来2~3年内，跨国并购增长幅度可能不会太大，其中一个原因是，针对以避税模式进行的投资，各国政府都会加大管制，影响投资的因素则还包括税收政策的变化。

　　改革开放加速

　　资本开放仅仅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其中一步。

　　今年初的冬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拥抱全球化”的演讲就已令全球各界印象深刻。上周的陆家嘴(23.640, 0.15, 0.64%)论坛期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强调了对外开放、金融改革对中国的重要性。

　　“我们将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加快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新工业革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制造业的市场准入，放宽一些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推进和完善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支持政策上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就能够用稳定性来战胜不确定性。

　　事实上，中国的稳定性将通过改革和开放来不断强化。李克强强调，在改革方面，中国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煤电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在开放方面，中国要“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制造业的市场准入，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推进和完善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支持政策上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中国改革开放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至于建议就是，要对开放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有充分肯定，并对潜在负面因素作出一个合理的估算，并将其量化或明确化，这样对未来的开放决策就更有说服力，也使中国对开放能足够自信。” 瑞银中国战略委员会主席钱于军在论坛期间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渤海银行董事长李伏安在论坛期间表示：“中国金融业一直得益于开放。我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二十多年，看到外资行给中国带来的竞争和示范效应。对中国而言，如何在新一轮开放过程中，向外资学到一点好的东西，尤其是创新、专业化程度和公司治理方面，中国仍有差距，要通过开放来转型升级。”

　　经济指标好转的背后，内在结构的变化更为可贵。

　　李克强表示，这些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没有采取“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也没有沿袭过度依赖投资、消耗资源的传统发展方式，而是通过改革创新，持续调整结构，使经济增长从过去的过多依赖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服务业带动和内需支撑。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64.6%，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51.6%，占了半壁江山；经常账户的差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下降到1.8%，内需已经成为响当当的顶梁柱。

　　上述转变背后，凸显了中国经济结构和品质的改变与提升，也使经济增长保持了更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