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刚刚当选新一届日本政府首相的岸田文雄在他的第一份施政报告里提出了要实现“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他指出，日本社会过去一直采用的新自由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分裂，他呼吁通过“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和“开辟新冠疫情后的新社会”等手段来实现“新资本主义”。这一新的政策表明，日本新政府的开始对实施了近10年的安倍经济学作出调整和修正。

从目前来看，这种调整并非意味着安倍经济学没有发挥作用。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之下，日本通过推动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推动日本经济重新走上了增长的轨道，也推动日本资本市场的逐渐恢复，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但“安倍三支箭”在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的政策组合之后，有关经济结构改革的“第三支箭”一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没有有效的政策框架，也导致日本经济结构问题和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也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增长和通胀目标迟迟无法达到。

如岸田所言，在实施了近9年的安倍经济学政策之后，为了确保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有必要对目前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修正。他表示：“我的新日式资本主义，就是要‘增长’和‘分配’两手抓。”“尤其是疫情时代，金融管制宽松，富人财富增长迅速，但管长不管分，让人民无法感受到增长。”“所以我提出了‘新日式资本主义’的目标，制定了人民幸福增长战略，再分配人民收入战略。”

对于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内涵，岸田文雄认为，成长战略和分配战略是实现目标的两大要素。成长战略是指借着绿色能源普及以及建构保障经济安全等契机实现全面经济增长，而分配战略则是财富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例如增加看护及保姆等前线照顾者的收入，令低下阶产的收入增加才能刺激消费增长。对此岸田文雄表示，“没有分配便没有下一轮的成长”。

其经济政策框架包括发展和分配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4支柱：

1. 扩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设立10万亿科学基金。

2. 更大规模的税收政策，对投资未来的企业，给予税收支持。

3. 推动清洁能源政策，包括重启核电站在内的一系列未来能源增长政策。

4.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包括成立数字化推进委员会，全国5G推广，远程办公自动驾驶全国推广。

二是经济分配4支柱：

1. 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加强公司非财务信息的披露，鼓励企业采取“三好”(员工好，股东好，商业伙伴好)策略，推动企业利润和劳动分配的平衡。

2. 扩大中产收入，切实加强对育儿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费用的补贴。

3. 先大幅增加护士、看护，老师等的收入，同时成立“收入评估委员会”，对需要提高收入的其他行业进行公开公正的评估。

4. 政府与企业的真正平等沟通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不是主仆，而是要互诉难处，共同解决问题。

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政策内容可以说有着历史的渊源。有日本媒体谈到，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概念可能源于涩泽荣一的道德和经济统一的理念，要求不只是一味追求企业和资本的利益，还需要重视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这使得资本主义的内涵更加丰富。在1960年代，受之影响的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的轨道。与之同一派系的岸田文雄提出“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也是效仿之前日本经济腾飞时的经验。由此而言，新资本主义的概念，更像是在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反思下，回归到“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尝试。

实际上，这样的主张也是顺应了目前世界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弊端进行反思的潮流。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在经过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下，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严重。而2008年之后，各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等政策带来的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的长期发展趋势，使得财富分配更加失衡，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国家间经济的分化都变得更加严重。

如美国拜登政府开始尝试推动“福利主义”政策，缓和社会分化和矛盾类似，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政策，其同样开始强调在发展的前提下重视分配的平衡，从而带来新的需求并推动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在中国方面，同样提出了“共同富裕”的长期发展目标，可以说与这类“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有殊途同归的意味。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财政开支的持续扩大，也意味着政府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当然，新资本主义政策，其并非完全推翻“安倍经济学”，而是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所作出的应对和调整。某种意义上说，新资本主义政策更像是“安倍三支箭”中迟迟没有射出的“第三支箭”，其政策基础仍建立在安倍经济学的货币、财政双扩张的基础之上。包括日本在内，全球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力、资本、科技、政府等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日本政府的“新资本主义”政策，未来能否推动日本经济从疫情中恢复并重新回到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仍有巨大的挑战，其政策效果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日本政府的新资本主义政策框架更关注增长和分配的平衡。这是建立在日本近年来奉行的安倍经济学政策之上的调整和修正，也是对全球不平等加剧的反思，可以说是全球向“新凯恩斯主义”回归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