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2022年国务院召开的东南沿海5省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东南沿海5省继续承担大任，继续对中国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近期，央视播放系列节目——实干笃行、大省勇担当，宣传大省在我国经济和创新的中流砥柱作用。东南地区的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等5省市的经济体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8成，5省市吸纳了全国70%跨省农民工就业。东南5省市位于东南沿海地区，5省陆地面积合计51.5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的5.36%；2021年5省人口3.440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4.36%；5省GDP为40.6275万亿元，占全国GDP的35.85%。东南何以行？东南是现在行，还是一直都行？本报告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解码东南，力求发现东南发展和东南堪当大任的密码。
 

 

二、何谓东南？

 

与东南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是江南，无论东南还是江南对于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先来看江南，唐朝的白居易的诗《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最亿何地呢？他在《江南忆》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看来白居易最怀念的地方是杭州。这是因为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市长），对杭州的感情溢于言表，虽然825年白居易也曾短暂为苏州市市长。基本可以推断唐朝时的江南是杭州、苏州一带。再来看看东南，汉代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云：“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现在的安徽怀宁一带，怀宁是安庆市辖县，那么东南飞大致是飞往现在的湖州、杭州、苏州一带。而宋朝柳永词《望海潮·东南形胜》：“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里又是指杭州。我们发现在唐宋的诗词中东南和江南包括的地区常常是重复的，但基本上是现在的太湖流域一带。

 

诗词之外呢？江南的地域范围从古到今渐次缩小，从最初的长江流域大部到近代的太湖周围的江浙地区。唐朝将全国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江南道范围最广，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包括现在的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南部、浙江、上海等地区。岭南道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大部、云南东南部、福建部分地区。清顺治二年(1645年)，将明朝的南直隶改为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设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驻江宁，领有今安徽及苏北地区共九府四州，右布政使驻苏州，领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五府，这为江南分省迈开了第一步。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苏、安徽分省最终确立，江苏因事务繁剧，又增设薄司一员，“将江、淮、扬、徐、海、通六府州分隶江宁港司管辖，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分隶苏州藩司管辖”。尽管江南省至迟已于乾隆二十五年完全分立，但直至晚清，人们习惯上仍常用江南省来代称江苏省。李伯重先生认为江南包括苏、松、太、常、杭、嘉、湖、宁、镇八府一州，也就是太湖流域的江浙地区（包括上海），这是近代公认的江南概念。

 

我们再来看东南的地理概念，先秦时候“东南”是指淮河以南的近海之地，大约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台湾等省的全部或大部，甚至还包有广西、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唐朝时候指淮南、江南、岭南等地区，明朝时候指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清朝时指江苏、江西、两湖、两广、浙闽。现代则指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4省1市，再加上台湾省，共5省1市，如果再加上香港和澳门，则东南地区就是5省1市2个特别行政区，一般不再包括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

 

本文分析的东南主要是东南4省1市（简称5省市），即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和广东，也就是长三角和大湾区再加上它们交界处的福建省。限于数据原因，我们没有分析东南地区的港澳台，毫无疑问它们是东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东南五省市的当代地位

 

东南五省市是指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上海，为了更进一步阐述东南五省市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1.经济发展

 

从东南五省占全国的GDP比重来看，1978年5省占全国GDP的比重为24.41%，其中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福建分别为7.42%、6.78%、5.05%、3.36%和1.80%；2021年，5省占全国GDP的35.85%，其中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和上海分别占10.67%、10.15%、6.42%、4.39%和3.69%。5省市在1978年至2021年GDP比重提高了11.44%，除上海占全国的比重下降外，其他4个省份的比重均有所上升。

 

2.财政收入和上缴中央财政收入

 

2013年东南5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2968万亿元，占全国的17.78%，2021年增加到4.3538万亿元，占全国的21.49%。

 

2021年，仅有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和福建五省三市对中央的财政税收净贡献为正，其他地区的财政均需要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

 

3.FDI占全国的比重

 

FDI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东南沿海正是吸引外资的主力部队，东南五省所吸引的外资超过全国总量的一半，在对外经济交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四地吸引外资量均占全国的12%左右，福建省比较低也占到5%左右。

 

4.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的比重

 

从上市公司数量上来看，东南5省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比重超过一半，其中，2013年广东省占14.7%，浙江省占9.92%，江苏省占9.44%，上海市占8.12%，福建省较少占3.54%；到2022年，上述省份的比例分别为：16.42%、12.94%、12.94%、8.31%和3.35%，由于上市公司是中国企业中规模较大、效率较高的，是中国企业的缩影，这表明东南5省市的大企业、强企业数量相对较多。

 

5.经济枢纽地位

 

我们上面从数字方面来阐明东南五省市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除了这些显现的数据外，更重要的是东南五省作为全国的经济核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枢纽作用。无论是外循环，还是内循环，还是双循环，东南五省市都处于中心和节点位置。对内，东南五省市吸引中西部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同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进行转移。对外，东南五省市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最终打开国际市场将产品销往全球。因此东南五省处于中国经济的枢纽地位，内循环离不开东南五省，外循环也离不开东南五省。

 

四、东南五省的历史的路径依赖

 

为了进一步挖掘东南五省市在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地位，下文分江南地区、岭南地区和福建省分别展开叙述。

 

2000多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写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楚越等南方地区地广人稀，人们并不喜欢辛苦劳作，“呰窳”一词有懒散之意，可见秦汉时期江南并不是中国的经济重心。

 

东汉末年经济重心开始转移。东汉末年的战乱、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隋唐时期江南已经成为富庶之地；公元755年至762年唐玄宗时的安史之乱又使人口进一步南迁，南方人口与经济又获得相应的发展，南方人口数量超过北方；1126年金兵攻入北宋首都开封，靖康之乱使得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在经济地位上彻底超越北方。明清两代南方经济占全国的比重在80%左右，尤其以江南的苏州、常州、松江（上海）三府为最，三府占全国总量的1/3左右。这时候，江南已然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江南者，多指苏南（含现在的上海）、浙北地区，即明清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其原属于苏州的仓州也，所谓八府一州（李伯重，1991）。

 

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在教育上的投入就越多，培养出的人才就越多，经济发展与教育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我们从明清进士的数量也可以看出南北的差异，明清进士北方占34.07%，南方占65.93%。最多的省份为浙江、江苏二省，领先于其他各省，浙江的明代进士有3697名，清朝进士2808名，合计为6505名，占全国的13.6%；江苏的明代进士为2997名，清代进士为2949名，合计为5926名，合计12.4%，苏州地区更是进士和状元频出。

 

1842年中英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广州一口通商变成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五口通商。随着一口通商垄断时代的结束，广州十三行开始没落；而上海自1853年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贸易港口。1934年上海港进口船只吨位达到19,935,047吨，次于纽约、伦敦、神户和鹿特丹，位于世界第五位，上海与香港成为我国远洋航线的中心枢纽（王列辉，2009）。同时，太平天国在东南一带的活动导致大量人口东迁，造成了人口、资金和技术等在短时间内由江浙的苏州、杭州、宁波等地大量汇聚在上海，于是乎，上海是贸易、人才、资本三项加持下，逐渐成为全国乃至东亚的经济金融中心。

 

近代中国产业发展的特点是沿海集聚，特别是高度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洋务运动的工厂主要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一批近代军用民用工厂在长三角一带问世。而此后的工业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以1933-1938年的工厂分布为例，长三角占全国总数的近60%，而其中上海集聚更是一枝独秀占到全国的30%左右，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东南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东北地区在建国后做出的巨大贡献，共和国长子的称谓名符其实，但不能否定也不能低估了东南地区的贡献，特别是教育和科技方面，因此我们说东南地区与东北地区是双胞胎，都是长子。

 

虽然在秦汉之际，岭南地区就得到开发，南越国也曾经繁荣一时，但直到宋朝，岭南和福建并不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区域。宋朝苏轼曾经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脍炙人口的诗句，为岭南和荔枝做了1000多年的营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惠州是苏轼被贬谪之地，可见当时的岭南并不是士大夫们的远方，在那里他们也过不得诗意的人生。

 

明清时期，朝廷为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所有海关，而广州也应一口通商而兴起。一口通商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只有一个港口，全国货物必须运到这个港口才能贸易，外国的商品也必须运到这个港口才能通过海关销往内地。广州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一口通商，第一次是1523-1566年，共43年；第二次是在康熙年间；第三次是1757-1842年，共85年。实行一口对外通商的结果是全国各地都把货物运到广州，品种多达80余种。其中茶、丝、瓷器、棉布、药材等为主要出口货物。1785年至1795年，广州港来船平均每年达到57.5艘。1796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76.2艘；1821年至1838年，平均每年增至110艘。广州逐渐繁荣起来。广东的发展使得岭南地区成为仅次于江南的经济发达区域，东南5省市的发展格局由此形成。

 

五、东南密码

 

东南地区自南宋以来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担当起中国发展的大任。不仅如此，东南一旦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再也没有改变过。一旦选择，就难以改变。至少从南宋以后，其他地区就再也未能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因此南北经济差距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东南发展的密码是什么？或者说东南的基因是什么？至少有以下几大因素。

 

（一）优越的地理环境

 

1.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从世界范围来看，距离海洋或大河100公里以内的土地仅占陆地面积的17.4%，但它们之上居住了50%以上的世界人口，发展出了全球近70%的GDP；在距离海洋或大河100公里以内的人均GDP是其他地区的2倍。中国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省份的发展正是符合了该规律。东南五省有漫长的海岸线，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有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穿过，能够提供充足的水源；流水沉积形成的三角洲平原地形带来肥沃的土壤；处于东部季风区，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更适合人类居住。而东北、西北、中部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往往气候寒冷干旱、地质地形高耸复杂、缺乏充沛干净的水源。这些相对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2.巨大优势的经济地理条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章指出：“由于水运开拓出了比单一陆运更为广泛的市场，因此各行各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最先出现于沿海沿河一带。这种改良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在内陆地区普及推广开来。假如世界上只有陆运这一种运输方式，那么那些偏远地区之间肯定没办法进行商业往来……远离河海的内地生产出来的产品，长久以后都只能在附近区域销售，而无法远销各地。”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地区的经济地理条件优越性在近代大大增强。

 

东南五省都有大河贯穿，意味着拥有优质的内陆水上航道，能更便利地连接国内市场。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中国的京杭大运河，唐朝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高度赞扬修建大运河比肩大禹治水的历史功绩：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大运河不仅仅是治理洪水，更重要的是将中国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连接起来，对中国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临海意味着拥有更多优质的天然海港，更临近世界市场。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海运成本的极大降低，海运成为工业布局的最重要因素，成为国际贸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东南地区正拥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大海和低廉的海运直接融入世界市场，并发挥了国内国际市场的连接枢纽作用。

 

（二）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

 

南宋偏安一隅，境内山多林深，大量南来人口又集聚在相对狭小的版图内，但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原因何在？对外贸易是其中重要的秘诀。由于西北未能统一，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对外贸易几乎全仰仗东南的海外贸易。宋朝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已经挣脱了朝贡贸易的窠臼，海上贸易的主要产品是陶瓷和茶叶，这与陆上的丝绸贸易不同。这时候大批的阿拉伯商人到宋朝经商，他们主要聚居在福建的刺桐（泉州）。泉州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东方第一大港，人口超过百万，元朝时期，刺桐（泉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从刺桐（泉州）出发的商船，可以通往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波斯湾沿岸和非洲东北部。元朝刺桐（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国家地区数量从宋代的几十个增加到一百多个。后元末变乱及明清的诸次战乱使得刺桐港从巅峰逐渐走向衰落。宋朝的铜钱也成为日本、高丽、东南亚、乃至非洲部分国家的通用货币。明清多数时间虽实施海禁政策，明朝与海外国家的贸易，也以勘合贸易形式存在。即使勘合贸易是朝贡贸易的一种，也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清朝时期不论是一口通商还是五口通商皆发生于东南沿海地区。

 

1978年开始，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1980年3月，深圳、厦门、珠海、汕头被开辟为经济特区，成为1978年后中国第一批开放的城市。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成为第五个经济特区。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4个城市中9个为南方城市。1990年上海成立浦东新区，拉开了上海重新繁荣的序幕。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历程看，也是从东南沿海开始，再逐步向北方和中西部扩展。

 

（三）市场化

 

1.宋朝以来内生的市场化

 

从宋朝开始，由官府管制交易的坊市制度彻底瓦解，在空间上店铺出现在大街小巷里，在时间上店铺的营业时间亦不受限制。为了适应大宗商品及跨区贸易的需要，以便钱、现钱公据、交子与会子等为代表的商业信用体系开始逐渐建立。同时，政府为了满足民间交易对货币流通的需求，每一年都要铸造大量的货币。而在民间，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带来农民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身份转变，大量人口也开始向城市集聚。南宋柳永的词《望海潮·东南形胜》里说：“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市场上陈列着各类珠宝美玉供人交易，不仅如此人们的购买力较高，家家绫罗绸缎，有的是钱。

 

2.1840年以来外生的市场化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开辟通商口岸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当中。列强在中国市场大量倾销廉价的工业品，同时采购丝绸、茶叶等农副产品。这强烈地冲击了中国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大批民族企业由此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逐渐成长起来。张謇在南通建立的大生纱厂和荣式兄弟在无锡建立的保兴面粉厂就是典型代表。

 

3.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五省率先开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中国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排名可以看出，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东南五省的市场化程度最高，五省市均位于全国前列。在排名前五的省市中，东南五省常年占据至少四席。由此说明，五省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等方面均表现出较高的水平。

 

（四）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在南北经济发展过程中，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地区具有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成为难以复制的内在驱动力量。

 

1.东南五省尤其广东、福建、浙江山高林密

 

东南5省市中上海与江苏省地形以平原地区为主，江苏省地形以平原为主，平原面积占比86.89%，利用这种优势江南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而其他三个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的地形特征并不具备江苏特征，三省均以山区为主，发展经济的条件并不优越。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全省陆域面积中山地占74.6%；福建省境内山地、丘陵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90%；广东省山地丘陵等占将近73%，而平原仅占21.7%。 

 

2022年，在所有省份中，粮食自给率最低的省份是浙江省，只有24%；排名倒数第二的省份是广东省，只有25.4%；排名倒数第三的省份是福建省，只有30.5%。粮食自给率低的自然原因为三省山地丘陵较多，不适合进行大面积的粮食种植；经济原因为目前三省主要发展第二、三产业，而经济发展又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导致对粮食的需求增加，只能从外省购买粮食或者进口粮食。

 

《周易·系辞》中写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农业发展的受限导致了三省人民物质生活的贫穷。迫于生存的压力，三省人民必须向外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

 

2. 从永嘉学派到王阳明为商人平反

 

司马迁虽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强调：“《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但是，“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思想一直以来为各朝统治者所奉行。

 

南宋时期，永嘉（今浙江温州）地区工商业十分发达，大量的富商、富工主张尊重商人、尊重商业自由和减轻税赋。而当时主流的“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片面主张“重义轻利”，对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束缚。在这种背景下，永嘉学派应运而生，永嘉学派提出“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明代的王阳明主张“致良知”和“经世致用”，强调“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在这样义利并举、工商皆本的自由、开放的思想环境中，东南地区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得到了社会的容忍，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继承和发扬。他们具有勇于拼搏、敢于冒险、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创业精神，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的吃苦精神，父母在仍远游、闯荡的爱拼才会赢的开拓精神和对市场具有极度敏感性的商业文化传统。

 

3. 1978年后再次涌起的企业家

 

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有的省份还抱着“铁饭碗”不放时，东南地区人民就已经走上了走街串巷、倒买倒卖的漂流生活。浙商从“鸡毛换糖”开始，“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打开了通往世界各地市场的大门。闽商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打造了一个“有海水流过的地方就有闽商身影”的商业帝国。粤商深谙“看见红灯绕着走，见到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的道理，把改革开放有限的优惠政策运用到极致。

 

六、结论与启示

 

南宋以来，东南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地位一直没有变动过。东南五省市作为经济重心的原因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有气候和海洋等自然环境的给与，也有经济地理条件的改变，更是由于自南宋以来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累积、由于内生的市场化和不断融入世界的市场化，由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和对商业文明的尊重。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迁，东南五省市的基因不改，源远流长。

 

东南强，则中国强，东南盛，则中国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东南有更大的作为。

 

 

参考文献：

 

1.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3.踪家峰.区域与城市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

4.王小鲁、胡李鹏、樊纲.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文章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内刊《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观察》2023年第3期。作者：踪家峰
图片来源：上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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