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是立国之本，更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新型工业化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绿色低碳为底线、数字智能为方向的产业范式变迁。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金融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支撑，其支持方式决定了工业化跃迁的速度与质量。202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到2027年支持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金融体系基本成熟，贷款、债券、股权、保险等各类金融工具在有效防范交叉性金融风险前提下联动衔接更加紧密，服务适配性有效增强，这为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形成了各自特色鲜明的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模式。本文将通过分析美、德、日三国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经验和启示，探索中国金融助力工业升级、科技创新的路径。

我国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情况

产业升级转型和布局未来产业是破解国内经济结构矛盾、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筑牢金融和经济安全屏障的必然选择。作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载体，我国制造业的崛起尤为显著，在多个关键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式突破。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20年至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6.6万亿元增至33.6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稳定在20%以上。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接近30%，连续15年稳居世界首位。过去五年，我国研发投入全球领先，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7.9%和8.7%。新型工业化聚焦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引擎。

科技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首篇，正是要将稀缺的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到科技创新领域，为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产业转型”三个核心环节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活水。过去五年，我国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呈现“总量扩容、结构优化、精准滴灌”的显著成效。信贷端，2024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13.97万亿元，同比增长11.9%，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3%；资本市场端，“十四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发募资1.22万亿元，专精特新企业首发募资6500亿元，占A股首发募资比重分别为76.97%和40.94%，较“十三五”时期募集金额大幅提升；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聚合超3000家金融机构，推出800余项金融产品，累计助企融资超1.2万亿元，形成“政银企”协同赋能的生态格局。

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国际经验

（一）美国“再工业化”金融支持模式。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和全球科技竞争，正在逐渐侵蚀美国的霸权地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再工业化”逐渐成为美国政治选举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的逻辑主线，例如，近年来以关税为主要政策工具的贸易战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制造业回流。

在推动金融支持产业回归和科技创新实践中，美国以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基石，精准聚焦“从0到1”的原始创新，通过多层次资本供给与制度保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注入持续动能，这一模式也成为其应对产业“空心化”、推进“再工业化”的关键支撑。

1.政府担任科技创新的“引导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先后推出一系列重振制造业的政策框架，重点聚焦新技术研发转化、制造业人才培养与供应链安全建设。同时，美国政府通过财政直接投入与税收优惠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落地。2022年8月颁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对美国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差异化补贴，总价值2800亿美元中设立527 亿美元专项资金支持半导体研发、制造及产业链配套，另有针对先进半导体制造设施投资提供25%的投资税收抵免政策（约240亿美元），核心目标都是吸引全球芯片制造巨头回流本土，强化美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

2.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的活跃参与。美国成熟的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体系，是其持续领跑全球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动力支撑。数据显示，过去20年，美国的金融体系鲜明地以直接融资为核心，占比在70%左右。尤其是在支持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方面，对直接融资的依赖程度更高，初创期和成长期的项目融资模式几乎完全依赖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PE）。

同时，美国市场“耐心资本”资金来源侧重于养老基金、保险资金、大学捐赠基金及高净值人群，这类资本追求长期价值回报，对短期波动容忍度更高，大幅提升了投资的持续性与抗风险能力，既可为初创科技企业提供了从种子轮到成长期的全周期资金支持，也能助力成熟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拓展产业边界，巩固美国科技创新优势。

3.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撑。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结构最完备的资本市场生态，为企业全生命周期精准匹配融资方案。过去40年间，美股首次公开募股（IPO）累计超6000家，其中科技板块占比达四分之一，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企业的核心资本阵地。以纳斯达克为代表，通过多层次、差异化上市标准，强调公司发展潜力而非即时盈利，为苹果、微软、谷歌、特斯拉等企业提供了关键融资通道。

（二）德国“工业4.0”的金融共生模式。德国是传统高端制造强国，不仅拥有西门子、戴姆勒、宝马、大众、拜耳、巴斯夫等超大型跨国公司，还聚集了数量众多深耕细分领域的优质中小企业。随着全球“工业4.0”领域竞争日趋激烈，德国金融政策聚焦支持“从1到N”的技术迭代与深度专业化，通过银行与企业的长期共生关系，保障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中小制造企业稳定发展，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1.政府注资聚焦核心技术。德国将金融支持与“工业4.0”战略深度融合，政府通过集中资助与统筹管理，精准扶持关键技术研发并推动龙头企业实现成果转化。例如，德国政府陆续推出“工业4.0自主化”“智能服务世界”等项目，重点支持智能生产、工业机器人等核心技术，累计投入已超过两亿欧元。2019年以来，德国政府以《数字技术研发》资助框架为处于市场化前期的数字技术研发提供资金，资助形式为无须偿还的参股融资，额度通常覆盖总费用的25%至50%，符合特殊要求的项目资助额度可达100%，定向支持中小企业研发创新与技术升级，推动德国工业生态向精细化发展。

2.政策性金融机构赋能中小企业。德国在支持工业现代化方面，还构建了一套以政策性金融为核心、多层次协同的融资体系，为制造业的持续创新与转型升级提供了稳定而高效的金融支持。在这一体系中，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通过低息贷款、融资贴息等形式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基础资金支持，并通过“转贷模式”委托储蓄银行、商业银行根据企业需求定向投放企业贷款，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同时，德国金融系统形成了“政策性银行引领，商业银行、担保银行协同”的格局，德国担保银行则针对缺乏抵押但具备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项目融资担保，进一步撬动金融机构放贷意愿。

3.全能银行模式系牢合作纽带。德国的全能银行模式在工业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这种综合经营模式突破传统存贷款业务边界，集存贷款、股权投资、资产管理、财务顾问于一体，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德国的银行机构可通过直接持股、托管股票行使代理投票权，控制50%左右的上市公司表决权。

（三）日本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银企协同模式。作为亚洲首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并通过数十年的发展在半导体材料、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形成全球领先优势，打造了东芝、松下、索尼、丰田、三菱重工等国际知名度高的制造企业。在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转型过程中，日本金融政策始终与产业升级紧密协同，为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以及全球化生产提供全阶段支撑。

1. 政策扶持呵护产业发展。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为重点产业和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担保支持。日本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战后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钢铁、机械、电力等基础产业提供了大量长期低息贷款。这些贷款具有期限长、利率低、担保要求灵活等特点，有效支持了日本产业的恢复和发展。

2.“主银行制度”与财团提升服务效率。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日本形成了以“主银行制度”为核心的间接融资体系。在该制度下，主银行与企业建立起深度绑定的合作关系，不仅通过贷款与担保提供稳定资金，以解决企业转型期的资金缺口，还凭借信息共享与信用互联机制，参与企业经营监督，并提供战略规划、财务顾问等增值服务。这种银企“协同共生”的关系模式，在三菱、三井、住友等大型财团中得到了深度融合与集中体现。

3.银企协同出海助力日企全球化布局。1980年代，在贸易摩擦和《广场协议》背景下日元快速升值，国内“需求疲软、成本高企、产能过剩”的发展瓶颈，推动日本企业加速海外布局。例如，丰田汽车在《广场协议》后加速在欧美设厂，到2008年其海外产能已超达50%。与此同时，日本金融机构提升海外设点、并购、融资、结算和外汇等配套服务，助力日本企业全球化生产销售。其多层次服务体系包括：一是银行与政策性机构联动，提供海外项目融资、出口信贷，并搭配政治风险保险，降低跨国投资的不确定性。二是商业银行针对不同区域市场特性，推出定制化跨境结算、外汇避险服务，解决企业海外经营的资金流动难题。三是产业投资基金深度参与海外并购与技术合作，助力企业整合全球先进技术、产能资源，推动半导体、汽车等优势产业在海外市场扩张。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实现了日本制造业的全球化布局，更通过技术引进与本土化创新反哺国内，形成“国际化扩张—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的闭环。

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国际经验启示

（一）耐心资本生根，金融机构成为创新“合伙人”。借鉴德国全能银行“长期绑定、深度协同”与日本主银行制度“银企共生、全周期支持”的核心经验，我国金融支持可从“债权人”向企业创新“合伙人”转型，为产业升级注入长期稳定的耐心资本。可借鉴德国经验建立健全针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破解其因轻资产、无抵押而面临的融资难题。

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微观市场主体实际上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只有长期稳定、连续的政策才能够给市场形成连续、稳定、一致的预期，企业才敢于去做长期投资、做长期的创新。国际经验显示，新型工业化发展需要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对于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和风险高的产业特点，发挥国家专项基金的作用，扩大对中小企业的担保覆盖面，并通过建立科学的项目筛选标准、严谨的尽职调查机制与动态监管体系，筑牢风险防控底线，让“安心”成为“耐心”的坚实前提。

（二）资本适配提升，多层次市场与产业周期精准耦合。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发达的资本市场与创新生态良性发展紧密相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构建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资本市场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被赋予了更加明确的枢纽功能。资本市场具有信息透明度高、价格灵敏等优势，能够更好地通过价格信号实现资源配置和政策传导。《指导意见》围绕新兴产业特点，鼓励打造多元化接力式的科技金融服务，对于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主板聚焦成熟期传统产业龙头企业，助力其开展设备更新、绿色技改，巩固行业引领地位，形成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服务体系；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则通过做强资本市场对创新的激励机制，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高效的上市和再融资渠道，进一步完善与产业生命周期匹配的“培育矩阵”。

（三）产融政策引导，产业与金融构筑“双向赋能”。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正以技术自主自强为核心支撑，通过贸易结构多元化、区域化布局，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提升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动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同步实现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布局。从日本制造业的全球发展路径可见，制造业出海绝非孤军奋战，需要金融机构同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信用保险机构在初期更要发挥“开路先锋”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已依托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培育形成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些集群已成为创新成果转化与规模化应用的核心高地。未来，制造强国建设与金融强国建设将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国际比较与实证结果共同表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需要与本国产业结构、金融制度、创新生态相匹配。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将以高质量金融供给护航新型工业化跃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筑牢经济根基。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