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8年7月7日杨伟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年夏季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杨伟民作为中财办副主任，负责起草重要决策文件，这篇演讲不仅透露了写作思路，披露了很多重要改革节点的决策过程，更是对“智囊之道”的深度解码。
杨伟民，生于1956年，早年曾下乡插队，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任教。之后，曾分别于1983年、1986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和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学习研究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和产业政策理论。
1989年，杨伟民调入原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之后历任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等职。2011年出任中财办副主任一职。今年3月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并出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杨伟民长期从事国家中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曾是国家重大产业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之一。
起草文稿的“五要、五不要”
来源：公众号“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演讲正文：
非常荣幸参加这个盛典。对本届毕业生们圆满完成学业、对老师们又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表示衷心祝贺。
我过去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大半生干的就一件事，码字。成千上万的汉字，如何组合、如何配置才能有用，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呢？我把自己30多年组合文字的体会说给大家听听，也许对大家今后会有点用。
一、要研究，不要写文章
好的文稿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做文章做出来的。写不出来、写不好的，肯定是因为没有想法，没有想法肯定是研究不够。我们的研究，不同于研究机构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型、对策建议型、方案比选型研究。研究方式也不是事先列个课题，拉开架势写，很多情况下，研究是贯穿到一篇文稿从拉提纲到成稿的几十遍的反反复复的修改中的。
要研究，是因为责任重大。我们的研究成果直接体现为领导人的讲话、党中央的文件、全国人大批准的规划，成为党中央决策、国家意志、政府工作重点。如果新词很多，口号很响，空话套话满满，但看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干，这样的文稿，就不是好文稿。领导人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反复研究的结果，不是为了写文章写出来的。
2012年第4季度到2015年，经济运行面临“四降一升”，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金融风险上升。“四降一升”，关键点在哪里？反复研究讨论，大家最后认为是价格，是工业品价格连续50多个月的下跌，带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价格为什么跌，是需求不足，还是产能过剩？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是需求侧问题，还是供给侧问题。当时，钢铁、煤炭价格连续两年下降，但全社会表观消费量却在减少，供求规律为什么失效了？原因不是基建投资规模小、增长速度慢等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钢铁、煤炭的产能产量达到了物理性峰值。
所以，“四降一升”是现象，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失衡、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刻根源是僵尸企业不能及时出清这类要素配置的扭曲。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增发货币，加大投资，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领导人及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告诉大家要干正确的事，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16年10月价格稳住了，第4季度增长也稳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1998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扩大需求政策的颠覆性变革，是宏观调控的方向性改变。治大国如烹小鲜。没有深入的研究思考和比选，是不敢提出这种颠覆性思路的。
二、要思考，不要浅尝辄止
对任何问题，都要深入思考，刨根问底，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像剥洋葱一样，由表及里，一层层剥，找出最终的病根。这样形成的看法，肯定是独特的。
大家都知道北京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交通拥堵、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房价过高。有的认为是外地人来的太多，千方百计控制人口，但为什么越控制人越多呢？人是跟着就业岗位走的，农业社会人跟着耕地走，工业社会人跟着功能走，功能来了，就业岗位来了，人就来了。既要建设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总部基地、工业基地、商贸中心、物流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又要成为文化体育中心、教育医疗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所有功能集于一城，就堵不住人口的蜂拥而入、房价的蒸蒸日上，也难免拥挤不堪的交通、频频光临的雾霾。北京的城市病，病根是功能太多，功能走了，人才能走。治疗城市病，必须动外科手术，疏解北京功能。疏解到哪里去呢？重点是天津、河北，这就有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三、要创新，不要人云亦云，创新是起草文稿的灵魂
解决中国特有的发展难题，既不能全盘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必须敢想，敢于突破理论的、体制的条条框框，有创新性思维，超前性意识。
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起草组工作班子的领导就要求大家创新，在哪些方面创新呢？作为改革文件，必须在基础性制度上创新。中国40年的改革，一直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产权制度或所有制改革，二是市场化改革。最后，反复研究讨论，把过去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种创新，其意义不亚于当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虽然提出了这一改革方向，但没有定义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点上留下了尾巴。改为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告诉全党全社会，虽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共同规律我们必须遵守。
再如，套用西方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的区域差距就是正确的吗？这能成为政策方向吗？经济理论需要抽象，可以抽象掉东部地区和青藏高原的海拔，但制定经济政策如果也抽象掉这种海拔，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区域协调发展，绝不是要缩小青藏高原的GDP差距。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级，生态极其重要，若为了缩小差距、增加GDP而盲目开发、过度开发，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将是釜底抽薪式的毁灭性破坏。基于这样的创新性、超前性思维，我们在2003年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各地区应该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发展。随后，又提出了空间均衡、空间发展、空间结构、空间规划、空间治理、生态产品、开发强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一系列概念，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要坚持，不要轻言妥协
真理是坚持下来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应该是文稿起草者的职业准则。对各方面意见，有些不得不妥协；有些能坚持就坚持，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坚持下来的内容，往往最亮眼的、最有用的。
在编制“十一五”规划时，我们提出主要污染物减排10%的约束性指标，尽管有关方面一直不同意，但我们一直坚持，并请当时的国家发改委主要领导事先向国务院领导小范围汇报一次，这样国务院领导事先有了思想准备。第二天国务院全体会讨论时，有关方面刚要提出不同意见，就被国务院领导挡回去了。事后看，二氧化硫和COD减排10%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看你是不是真干。十八大报告对生态环境形势的判断说得很重的，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当时有的领导认为说过了，但我们坚持不改。十八大一结束，北京就遭遇了严重雾霾，后来大家说，幸亏没有改。
当年提出主体功能区时，国家发改委内部就有不同意见，我们坚持下来了。在中央研究“十一五”规划建议时，工作班子激烈争辩，说服了大家，坚持了下来。后来起草组讨论时，有的地方领导不同意，说限制开发就是限制发展，当时两位部级领导坚持了没有改。
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十七大仍有这个目标。起草十八大报告时，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不了，建议删除，但没有被采纳。三年后，在起草十八届五中全会时，仍建议删除，被采纳了，改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十九大报告也没有再提这一目标。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说再过三年就基本实现工业化，可能吗？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220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产品质量居世界第一有多少啊？哪个是你原创的，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有多少，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有吗？别人一断货，就休克了，好意思说基本实现工业化了吗？工业化是质与量的统一，有规模没质量，不能说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也不能仅看工业，还要看农业，我们的农业还是小农的、传统的，离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五、要动手，不要捉刀代笔
自1989年进入政府部门后，我的职务在变，从主任科员升到副部，但有一条没有变，就是坚持自己动手、自己动笔、自己动脑（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抠。中央财办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亲自动手，官越大，写的越多。
要动手，是要把握文稿之魂。各个部分可以分工负责、写出初稿，但好的文稿，要求主持者按照统一的想法统稿修改，这样才能有贯穿全篇的思想，一以贯之的逻辑。
要动手，是职责所在。起草文稿也是一种权力，是对决策的影响力。手中这只笔，重如泰山，自己不动笔，就意味着放弃了权力，更是一种失职。
要动手，也是个人成长的需要。大脑要用，文笔要练。不动脑，就出不了好主意；不动手，就练不出好文笔。没有好主意、好文笔，就跟不上时代，随时会被时代“调整”掉。
要动手，是因为把起草文稿当作事业。这样，就能写出乐趣、写出快乐、写出人生价值。
我给大家说这些，不是让大家从事这个职业。码字其实是很苦的，一旦上了车，很难下来，所谓的乐也是不过是苦中求乐。
再次祝贺大家、祝福大家！谢谢。
王牌阅官
